当前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现象蔓延，产生去全球化思潮，质疑以全球化为重要向度的马克思“世界历史”观，认为它已经过时。那么，该如何看待和回应？

全球化这股历史大潮正在遭遇着空前的“冰冻”，马克思“世界历史观”遭遇挑战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地域史”（“民族史”）在资本空间化推动下必然转向“世界史”（“人类史”）。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这股历史大潮正在遭遇着空前的“冰冻”，“去全球化”的诸种声音在世界不少地区主要是几个发达经济体上空盘旋。譬如，英国“脱欧”谈判正式启动，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战略即制造业和资本双回流政策以及先退TPP、再退已由170多个国家签署的《巴黎协定》，荷兰和希腊“脱欧”势力暗流涌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选举中民粹主义明显冒头，德国公开反对TTIP等，都预示着以全球化为重要向度的马克思“世界历史观”面临着难以回避的诘难和必须应对的挑战。与过去相比，当前反全球化现象呈现出范围广、影响大、时间长以及主体颠倒、政治色彩浓厚等突出特点，给整个人类文明蒙上不稳定不确定性的阴霾。毋庸讳言，作为全球化史上重要策源地的英国“脱欧”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出现去全球化的“特朗普现象”，足以震撼世人。

但问题是，欧盟局部和美国的一些敏感变故，能否就“证据严谨”地表明“马克思错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过时了？实则不然。

每一次逆全球化浪潮的粉墨登场，都在“反向地”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不断被证实提供着丰富素材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世界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51.86%下降至2015年的44.99%，减量6.87个百分点；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TA）的报告数据也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国际贸易量就一直在下降。不少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技术（绿色）壁垒来实施“合法的”贸易保护主义以期为本国经济利益打造“自私的”防御性护城河。事实上，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代表的诸种逆全球化思潮背后，往往萦绕着结构性或全局性经济危机的影子，而危机的总根源则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性质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抵牾关系。

回顾世界经济史不难发现，每一次经济危机发生后，贸易保护主义就会准时“自觉”抬头，且由控制着全球经济政治话语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来率先推行。可以说，以贸易保护主义为核心的逆全球化行径，正是资本主义企图解决固有经济矛盾的“理性自救”和“迂回反抗”。这种“自救”和“反抗”，无一不是资本主义应对“经济癌症”即马克思意义上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存亡之举”，因为每一次这样的危机都在“敲响丧钟”，向“剥夺者被剥夺”的文明社会靠近一步。到那时，未来的新社会便会呈现出“民族史”消亡和“世界史”成型的美好图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每一次逆全球化浪潮的粉墨登场，都在“反向地”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不断被证实提供着丰富素材。

虚拟技术的发展正在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开辟着真切的崭新空间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恩格斯语）。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中的“世界”包括但不限于实存和具象化的物理空间，也应该包括愈发成为主要空间形式的网络虚拟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内的虚拟（智慧）新技术正在成为培植“世界历史”的新动力。40多年前英国学者斯蒂芬·博丁顿就在《计算机和社会主义》一书中站在未来学角度憧憬了计算机的出现对于人类社会主义进程的重大推动意义；40多年后瑞典学者克里斯蒂安·富克斯在《马克思与互联网研究》一文中也呼吁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研究数字互联网业态。正如同虽然马克思当初没有及时预测到信用经济的“大规模”到来但我们并不能否认他拥有深刻的虚拟资本理论一样，尽管马克思囿于时代所限不可能准确预知“一根网线连通世界”的互联网时代排山倒海式的到来，但我们并不能无视他关于民族主体和人类主体终将融合统一的“世界历史观”。

这是因为，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AI和VR（AR）等虚拟介质的出现，不是证伪而是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深邃洞见，并且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技术更新，这种转变正日益提速。在当下“日日新”的网络信息化时代，“国家公民”正经由虚拟空间演变成“世界公民”，人流、资金流、物流、知识流等正在伴着虚拟“信息流”而涌向“地球村”的每一个村落，世界范围内的电商经济和分享经济的发展如日中天。在某种程度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虚拟技术的“无显著民族边界性”正在解构和重塑着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为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进而为未来共产主义的落地，提供着物质准备和孕育新因素。因此，一些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尽管在形式上为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应验似是而非地“喝着倒彩”，但虚拟技术的发展却正在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开辟着真切的崭新空间。

正视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敏感问题和负面情况，把握好全球治理的新动向

实际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蕴含着对总体性“大势”的科学展望，看到了实现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并没有过度纠缠于短暂的或阶段性的历史细节。在这个意义上，曾被视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风向标的欧盟意外地被英国抛弃与在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美国闹剧般出现逆全球化的“特朗普现象”，并不能显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大过失”，充其量算作是蜿蜒前进中的“一段插曲”。

事实上，我们不必为一些逆全球化现象的登台而过分紧张甚至去质疑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因为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从来都是一对形影相随的矛盾体，后者只不过是前者长波周期的一个阶段。譬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世界贸易额从350亿美元收窄到120亿美元）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都曾出现过剧烈的贸易保护主义，但危机之后的全球化反而得以空前地快速推进、全球协同显著加强，正可谓“雨过天更晴”。因此，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并不能说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已经过时，相反却为这一深邃的历史哲学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实践场域。换言之，它们并不是对全球化的否定，而是对全球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方向。我们在践履“世界历史”理论的伟大征程中，必须积极谋划、主动迎战和科学引领，正视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敏感问题和负面情况，把握好全球治理的新动向，着力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来把握和引领新型全球化即以“新作为”来驾驭“新全球化”，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