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品牌也需要定位(2017年第4期)
徐 铭 / 文
春节前,习总书记在出席达沃斯论坛后,随即来到张家口崇礼考察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那边,达沃斯论坛上的精彩演讲对世界未来走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边,对城市定位的论述也将给中国城镇发展指明方向。学习总书记在崇礼的讲话,笔者将其归纳为三点:一是要有“中国元素、本地特色”;二是“崇礼就是崇礼,崇礼的定位要搞清楚”;三是“一定要遏制贪欲的冲动,什么都想有。不要贪大求全”。可谓字字玑珠!
过去那么多年,我国城镇化发展迅猛,但是“千城一面”的现象愈演愈烈,本地文化在丢失,当地特色在消亡,何故?就是因为没有把定位搞清楚,就是因为贪大求全、急功好利!总书记清晰地看到了这点,并谆谆教导说:“规划要科学先进。道路对了,不怕遥远。”
那么,总书记针对崇礼的讲话,于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有没有指导意义呢?回答是肯定的。
笔者曾对上海城市文化(主要是海派文化)进行过一番研究。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体悟,认为海派文化是由江南文化、移民文化、租界文化、口岸文化等交汇而成的,从它们两两交汇中,能找到很多海派文化的特质。
江南文化是海派文化的地域文化,是海派文化的底色所在。江南文化的特点在于精致精巧,这与20世纪40年代传来的租界文化形成了很好的契合,如崇尚绅士品味和淑女形象(老克勒、小资情结),追求高端品位和时尚风格(摩登、奢侈品)等。
租界是海派文化形成的另一大要件,是东西文化交融的载体。自“太平天国”及小刀会起义后,大批难民涌入租界,以“华洋杂处?难以管理”为由设立的会审公廨,是对我国司法主权的一种侵害,但它却打开了一扇窗户,窗外映现的则是另一个世界的另一种文化。正是在西方法律和市场规则的影响下,上海成为中国在近现代“非熟人社会”中最具商业契约精神传统的地?。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离乡背井的移民,最保险的生存方式就是谨小慎微、入乡随俗。所以当移民文化遭遇口岸文化时,造就了海派文化独特的创业意识,无论是平头百姓的草根创业、还是殷实商贾的二次创业,都离不开敏锐、精明和不逾矩、守规则的特点,从“轧苗头、接翎子”等方言中可见一斑。
当江南文化与移民文化交集时,作为主流的江南精致文化便派生出“精打细算”的特点。同样海派文化还有一个“小富即安”的特点,或许出于江南文化安逸温和之品性,或许出于移民文化见好就收之本能。正是由于这种“小富即安”,才使冒险家在此找到了“乐园”。
但毕竟时间已经迈入了21世纪,原先形成海派文化的环境已根本扭转,那是否可以说海派文化已失去它生存的条件了呢?我们可以看到,象征着殖民耻辱的租界早已不复存在,但今天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国际交流和国际贸易更为频繁,资本和技术的融通、文化与信息的交流,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当年上海被迫开埠的口岸条件业已大相径庭,但中国改革开放、加入WTO,以及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都将使上海口岸经济驶入一条史无前例的快车道;当年上海成为各地移民集聚目的地的因素或许已大不相同,但是今天上海这一国际大都市的建设,正吸引着全国以及世界精英人才纷至沓来,等等。显然,濡养海派文化所需的一些要件,至今依然存在。
与皇城根下的北京相比,上海无疑是个经济中心。有人这样说两个城市的差异:你到上海呆上10个月,你就是上海人,因为你只要融入相应的经济圈;若在北京呆上10年,你还不是个北京人,因为你根本改变不了你的出生。从骂人话中也可体会到,上海常用“赤佬”(衣不蔽体)、“瘪三”(食不果腹)等,骂的是经济之穷;北京好用“小丫的、兔崽子”等,都是在骂出身之低。
一个经济大国,必然是以制造业为根基,而作为其经济中心的大都市,仍离不开制造业为主导。所不同的,是随着发展阶段的变迁,它们对制造业的控制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伦敦。大工业化的发展,成就了伦敦的制造业,而后撒切尔内阁启动金融改革,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政府又在全球率先发展创意产业。20世纪50年代初,伦敦制造业产值约占英国GDP的40%,但目前约占10%。从1997年至今,创意产业已成为伦敦仅次于金融服务业的第二大部门。
纽约。发轫于农产品对外贸易,并带动制造业发展,而后生产性服务业再成主力。1860年纽约制造业产值已攀升至全美第一,直到二战结束。目前,纽约第三产业比重超过90%,其中,房地产业占比约25%,金融业占比超过20%,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超过10%,构成了其服务业三大板块。
东京。以技术创新和产业链的分工协作,促进制造业保持竞争力。目前,东京中心城区仍保留了高技术制造业大企业或企业总部。正是存在这些大企业和企业总部,以金融业和信息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向东京集中。日本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相继推动了通信、电力和金融等垄断行业的民营化,到90年代末,服务业成为了东京最大的产业部门。
三大城市的转型之路告诉我们:尽管它们的服务业比重达到了80%~90%,但从本质上看它们都是从制造业生产中心蜕变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要素控制中心。伦敦是用金融和创意来控制其资本和人才等生产要素的;纽约是以生产性服务业来调控生产要素的;东京则是通过总部经济、技术创新以及金融、信息等服务业来配置生产要素的。
上海,作为一个常住人口达2400万的超大型国际大都市,承载的城市功能是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但不是说我们就不能有一个清晰的城市定位。从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到国际文化大都市,再到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等等,老实说概念太多,唯恐挂一漏万。
笔者以为,城市定位应该与城市文化相匹配。一方面,海派文化那种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精致入微的工匠精神、本分规矩的契约精神和融会贯通的首创精神,业已被国际上认知和认同;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后,争夺创新资源已成为世界各大城市的竞争态势。上海要成为全球经济版图上重要的节点城市,提升其吸引、控制和配置包括创新资源在内的全球生产要素功能势在必行,而开放精神、契约精神将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土壤,工匠精神、首创精神为其奠定必要的禀赋条件。习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不由得让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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