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土瓦/文 

8月20日赶到书展，是书展的第二天，依然是如织的人群，买票的长龙在上海展览中心西门外的喷淋雨雾中慢慢前行，而另几支进门的长龙分别在西一馆、东一馆外的阳光底下蜿蜒伸展，老老少少热汗津津……

不知道热情何来，在队伍中我问自己。

事实上，我们已经鲜有时间静下来看纸质书，更多的是零碎、零碎，一读再读那些颠来倒去、看后也不知所云的片段，时间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可今年书展，似有生物钟在召唤，又去了……

书展给人的第一个感受是：抗战主题，鲜明刺眼！

《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书籍超过1200种，其中一本名为《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的书，“大屠杀”3个字血红血红，刹那刺入眼帘。

这是一本轰动世界、震撼人心的著作，自出版以来已经连续加印10次，荣登《纽约时报》超级畅销书排行榜，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关注的书籍。

该书的写法也奇特，采用日本电影《罗生门》的手法：从南京居民、行凶者日本军队、目击者外国人士三个角度来叙述。

该书英文名为《The Rape of Nanjing》。作者是美籍华人张纯如。写这本书的起因，与她幼年母亲告诉她南京大屠杀事件，及至成年后发现西方人士大多不知道这件事、而日本人大多不承认有这事有关。这也导致读理科的她转攻新闻。她说：“我用外国人看得懂的语言来讲述中国这段历史。在日本有很多人都说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我听后觉得心很痛。”

为了还原历史，张纯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还前往南京、上海等地与大屠杀幸存者进行面对面的取证交谈。就是在收集资料期间，她发掘了《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甚至日方一再否认大屠杀的存在的珍贵资料，使得1937年日本侵华，攻陷南京后进行了丧失人性的洗劫和杀戮、超过30万人丧生的大屠杀真相大白于天下。

翻开这本书，很多处都难以下“眼”，简直不相信人性会残忍丑恶到如此地步。如第四章，标题为“恐怖的六星期”，随便摘取一段，便是：“在这场大规模的强暴中，日军还常常杀害儿童和婴儿，原因是他们碍事。根据目击证人的报告，许多儿童和婴儿在母亲被强奸时大哭，因而被日军用衣物塞住嘴巴窒息而死，或被刺死。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美国人和欧洲人有大量关于类似事件的记载，其中有一条记录这样写道：‘415. 2月3日，下午5点左右，3名日本士兵来到尚书巷（大中桥附近），强迫一名妇女丢掉怀中的婴儿后将她强奸，然后狂笑着扬长而去。’”

《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以及详细记录了五百多起惨案的《拉贝日记》，还有详细记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魏特琳日记》，成为向世界人民昭示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

人性何以泯灭至此？张纯如在《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前言中的观点，很有见地。在下面引一引。

观点一：“在读完几箱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材料，浏览了浩瀚的世界历史中古代诸多暴行的记录之后，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日本在二战中的行径是由危险的民族性所致，倒不如说是在一个脆弱的文化中，一个危险的政府在一个危险的时刻将其危险的理论贩卖到另一个与之看法截然相反的民族所致。我们应以慎重的态度看待南京的暴行——它阐明了人是多么容易被鼓励让十几岁的孩子泯灭天性，成为可怕的杀人机器。”

观点二：“从南京暴行得出的另一个教训是大屠杀中强权的作用。那些曾研究了历史上大屠杀的人已经指出，政府中的高度集权是致命的——只有某种意义上绝对的强权才会制造像南京暴行这样的惨剧。”

观点三：“我们还有第三个需要汲取的教训，它或许也是最惨重的一个教训。它存在于人们在接受屠杀上那种可怕的悠闲之中，它使我们大家都成为难以置信的恶行的被动的观众。”

《淞沪抗战史料》及上海

在亮相上海书展的抗战主题图书中，军旅作家王树增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抗日战争》，十分显眼。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3卷本、180万字的恢弘篇幅，记述了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在写到淞沪抗战时，王树增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炮兵营营长刘宏深带领士兵们勇猛冲击，几乎每前进一米的距离，都要用战死士兵的尸体铺路。他阵亡时年仅28岁，新婚不足百天。”

淞沪抗战，震惊中外。今年书展上就有这样一本《淞沪抗战史料》，12辑、32册，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推出。该书充分利用上海图书馆馆藏资源，选辑汇集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的通讯、纪实、回忆录及报告文学等。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集中出版的和淞沪抗战相关的史料。

身为阿拉上海人，当然对这套资料十分关注。

“一•二八”淞沪抗战是怎样爆发的？原来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击中国东北军并向沈阳进攻，19日侵占沈阳，而后占领长春、吉林等地。1932年2月中国东北全境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1932年初在上海寻衅挑起事端。

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突然向驻守上海在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史量才等领导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与26个团体协商成立“上海各团体抗日救国联合会”，领导和推动上海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成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心”。

“八一三”淞沪会战，又是怎样爆发的？原来“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发生于1937年7月7日，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挑起事端，于7月8日凌晨向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后，日本侵略军为了占领中国的经济中心，于1937年8月9日派遣日军驾车直冲军用的中国上海虹桥机场，被中国保安士兵击毙。以此为借口，侵华日军要求中国国民政府拆除上海的所有防御工事并将中国军队撤出，遭到国民政府拒绝。日本海军随即派遣军舰16艘，其陆战队在淞沪登陆。8月13日，日本陆海军沿上海北四川路、军工路一线，大举进攻上海，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爆发。

可歌可泣的“八一三”淞沪会战，长达3个月。国民政府下达全国总动员令，调集七十万大军投入淞沪战场。日军兵力也增至三十万。

淞沪会战进行时，国内外记者云集。《淞沪抗战史料》记载当时著名记者陶菊隐的报道。他这样写道：“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还有外国记者在外滩阳台上一边喝咖啡、一边了解和报道战况，使得发生在中国上海的这场抗击日寇的战争，如“直播”一样呈现在全世界面前。少女杨惠敏游过苏州河给四行孤军送旗的动人一幕，也被万人称颂、记者报道。

淞沪会战的后期，有一场最著名、最血腥、最顽强的战斗，发生在四行仓库，史称“四行仓库保卫战”，日期是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参加这场保卫战的中国士兵被称为“八百壮士”，他们抵住了日军的多番进攻，掩护国民革命军八十八师及其他国民革命军向西撤退。11月5日，日军一部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守军侧后，中国守军被迫撤退。日军于11月9日占淞江、11月12日占上海。

长达3个月的淞沪战役，中国军队共计毙伤日军5万人，粉碎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为日后全面抗日持久战打下了基础。

在淞沪战争进行的三个月中，上海各界人民，以空前的爱国热情，成立了难计其数的抗日救亡团体、战地服务团、救护队、慰劳团等，捐款捐物、抢救伤员、运输军需、助筑工事、护送难民等，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德日战后反省差异比较

看这些书，我们真的会非常震惊，原来人性之恶，可以达到如此丧心病狂的地步！更令人气愤的是，很多顽固的日本人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去，包括一些知名的政治家等，与德国的态度，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在8月22日书展举办的“二战战败国改造与反省之路”比较研究丛书专家研讨暨新书首发式上，一些专家给出了部分答案。

受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的影响，以往研究多从“民族性”角度分析德日战后对待历史的态度差异：“相较于欧洲的罪感文化，日本是耻感文化。”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孟钟捷认为，如果仅从民族的特殊性去看，就成了一个不可改变的认知，即日本人永远不会变化。

事实上，德国的战后反思，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德国被盟军改造时期（1945年到1949年），实际上50%?上的德国人对这样的‘再教育’是不满的。这种不满到1949年之后马上就出现了反弹。阿登纳政府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赦’，赦免了很多前纳粹分子，让他们陆续回到原来的政治岗位。”

之后过了二十年，犹太人作为受害者这一群体崛起。“我们知道受害者不愿意回想历史，所以犹太人在战后二十年没有把对德国的诉求表达出来。等到上世纪60年代初，犹太人表达希望德国人道歉的愿望越来越强。”

孟钟捷认为，内因和外因的综合作用促使德国政治家开始进行反省，所以才出现了1970年，时任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但即便是勃兰特下跪，当时德国也有至少40%的民众其实是反对的”。

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科尔上台担任总理，在几次演讲中都提到自己这代人拥有“晚?的幸运”，言下之意是德国人无须再为父辈的罪责道歉。

“所以德国的战后反思其实很曲折。”“好在德国有这样一群学者，认为要在年轻人的教科书中进行历史教育。所以德国教科书会不断强调德国曾经犯下的历史错误。”

由此可见，从“民族性”角度去分析德日战后对待历史的态度差异，确实存在局限。因为尽管很多顽固的日本人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去，包括一些知名的政治家等，但有良知的日本人也大有人在。

最著名的就是村山富市，在他任首相的1995年8月15日，发表了日本无条件投降50周年谈话，史称“村山谈话”，对日本曾经发动的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给亚洲各国带来的伤痛做出了深刻反省，并誓言“永不再战”……

曾辅佐过7任首相的石原信雄说：有良知的日本人都认同“村山谈话”；田中信幸将其父托付的、内中详细记载日军侵华情况的《从军日记》公布出来；2014年10月，日本东京市民冒雨游行声援“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案……

另外还有一件紧要“公案”，也证明日本人有良知的人很多——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是莫斯科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之所以取得胜利，与取得一个关键的情报有关，这个情报就是日本反战人士尾崎秀实等向国际间谍佐尔格提供的——日本在东亚的战略是南下，而不是攻打苏联，从而使斯大林及时从远东调来25万精锐部队，增援莫斯科！

所以，仅从日本的民族性来分析，确实苍白。重要的是，也要有一个过程，让他们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绝对有必要，抗战胜利日大阅兵，就是一个最好的提醒！